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人民在世界科學史上和文化史上，都曾寫下光輝燦爛的篇章，其中陶瓷的制作工藝及其發(fā)展，更是絢麗多彩，鮮艷奪目的一頁。人類在長期的勞動和生活實踐中，經常和泥土打交道，逐漸發(fā)現了粘土與適量的水混合后，它就會有粘性和可塑性，可以用手隨意把它塑造成各種形狀，在強烈的太陽光下曬干，泥坯變硬，即可盛放干東西。當然，這些土器由于沒有經過焙燒，不太堅固，使用時容易破碎，尤其遇水要溶化。

但是，隨著人類世世代代長期用火經驗的積累，對于火的使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火與土的結合，社會生活的需要，這就為陶器的出現準備了必要的條件。考古材料證明，陶器的發(fā)明并不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地區(qū)的古代先民的專利品，只要具備了必要條件，任何一個古代農業(yè)部落、人群都有可能獨立制作出陶器。它是人類在長期生活實踐中，各自獨立創(chuàng)造出來的。

陶器的出現，揭開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作斗爭的新篇章，標志著新石器時代的開端，是人類生產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同時，陶器的發(fā)明，也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在人類生活史上開辟了新紀元。陶器的產生還和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有聯系，一般是先有了農業(yè)，然后才出現陶器。這些創(chuàng)造發(fā)明，無疑應歸功于婦女。

因為在性別分工的基礎上，婦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從事這些活動。這種習俗還可以從現在云南景洪傣族婦女慢輪制陶中看到痕跡。要詳細說明我國陶器的起源，目前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都很不足，不過最近在河南新鄭裴李崗和河北安武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較原始，據碳14斷代，其年代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華北新石器時代已知的最早遺存。這些發(fā)現不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問題，同時還揭示了正是在這些遺存的基礎上，才發(fā)展成為后來廣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直到階級社會的商周文明，它們在制陶工藝和器型的發(fā)展上，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廣西桂林甑皮巖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14斷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樣屬于新石器時代較早的遺存，它們同后來華南地區(qū)的陶器發(fā)展也有著互相聯系。考古發(fā)掘表明，全國很多地方，在新石器時代，都曾普遍地使用過陶器，但那時的陶器制作，還只是把泥土先搓成條，然后圈起來，一層一層地疊上去，并將里外抹平，稱為盤筑法。如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在器底內部還保留著泥條盤筑法的痕跡。用盤筑法制成的器形不可能規(guī)整，器壁上常常留有指紋。

以后人們經過不斷實踐，反復摸索，又發(fā)明了用輪制來修整陶坯。它是將泥料放在陶輪上，藉其轉動的力量，用捻拉的方式使之成型。用輪制法制成的陶器，器形規(guī)整，厚薄均勻，器物表面留有圓環(huán)狀輪紋。在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內壁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輪紋。從出土的陶器來分析，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輪制設備，可分為快輪和慢輪兩種形式。

慢輪修整的陶器往往有局部輪紋，例如仰韶文化的某些陶器上，輪紋大多出現在器口部分，這是慢輪修整口沿留下的重要證據。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尤其是龍山文化時期，輪制已普遍使用，從器物內外同心輪紋上看，無疑是在快速轉動的快輪上制成的。輪制法的使用，標志著制陶技術的發(fā)展和日漸成熟。當制陶技術不斷發(fā)展、工藝不斷改進的同時，人們也對陶器加以裝飾。

為了美觀，用有色顏料，如赭、紅、黑、白等在陶器的表面進行彩繪，于是誕生了各種紋飾美觀、色澤鮮艷的彩陶，以期達到實用與美觀的效果。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中，陜西、甘肅、青海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特別精美。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河姆渡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屬于另一種類型，即黑陶。尤其是山東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有“黑如漆，薄如紙”的美稱，是新石器時代陶器中的一朵奇葩。

商代青銅器的制作尤為輝煌，但青銅器的使用不能代替陶器，因此陶器成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而盛行不衰，并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和進步，以生產灰陶為主。商代晚期灰陶的制作變得更為粗陋，雖說呈下降趨勢，但白陶和印紋陶卻有了更大的發(fā)展，其中尤以白陶胎質潔白細膩，質地堅硬，花紋謹嚴，吸收了同期青銅藝術的特點，為不可多得的藝術品。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制陶業(yè)以生產民間實用器皿為主，除承襲商代一些陶器形制外，并沒有多大的創(chuàng)新，但建筑用陶卻有了新的發(fā)展。秦代陶器的品種繁多，大多仿自銅器的造型。

最惹人注目的是兵馬俑，被譽為世界奇觀。個個形體高大，和真人真馬大小相似，形象生動而傳神。整個軍陣嚴整統(tǒng)一，氣勢磅礴，充分展現秦始皇當年“奮擊百萬”、“戰(zhàn)車千乘”統(tǒng)一中國的雄偉壯觀情景。由于陶俑體型高大，制作時，首先考慮如何能使它穩(wěn)固地站立起來，于是陶工們想了兩個辦法：一是將腿部做成實心圓柱體，承受腿部以上軀體的重量，使之不易壓塌；二是在俑的足下粘接一塊足踏板，這樣除了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降低重心外，還可以使俑和地面的接觸面增大，從而使陶捅的穩(wěn)定性大大增加。

秦兵馬俑的燒成，是陶瓷工藝史上的空前壯舉，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生產水平，而且為我們研究秦代燒陶技術和雕塑藝術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物資料。漢陶俑的制作也極為藝術化，出土的說書人俑神形皆備，令人嘆服。漢代的磚瓦藝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其畫面精細，內容豐富，極富時代氣息，多側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風土人情。

西漢陶器最常見的是泥質磨光灰陶，同時又出現了一種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劑的鉛色釉陶。鉛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漢代制陶工藝的又一成就。釉料中加入鉛，不僅可以降低釉的熔點，還可以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整光滑，使鐵、銅著色劑呈現美麗的綠、黃、褐等色；但以綠釉為多，綠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鉛釉陶器表面，往往泛出一層銀白色的光澤，稱為銀釉。

其形成銀釉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長期受潮，釉層表面析出多層次的沉積物，在光線折射下，就產生了銀白色的光澤，并非在釉料中加入銀的緣故。漢綠釉中的銀白壺、狩獵壺在1984年時，每件價格在香港一下子升到了兩三萬美元，以后隨著綠釉罐的大量出土，價格才跌落下來。漢代鉛釉技術的發(fā)明和發(fā)展，在我國陶瓷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為后世著名的唐三彩的出現開辟了道路，而且為明清景德鎮(zhèn)五彩繽紛的釉上彩瓷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漢代的釉陶樓閣雖是陪葬物，但它也是我國開始燒造琉璃瓦的先導，在我國建筑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陶器，由于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使用，逐漸不為人們所重視，所以制陶業(yè)呈現衰落局面。陶器制品一般都很粗糙，不僅種類不多，且灰陶的火度低，質量低劣。而陶塑藝術的水平也不高，制作程式化，表面呆板，比例失調，非常粗拙。

能代表這時期陶塑藝術水平的是北朝陶塑人物和動物。其造型尤為生動。陶塑人物中，文吏俑一般頭戴冠，身著袍，腰束帶。或雙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溫良恭謹，具備北朝藝術的特征。武士俑以騎甲馬武士俑和按盾武士俑令人注目，人馬全身披甲，威武強悍，勇猛異常，體現了北朝軍隊的戰(zhàn)斗力。陶塑動物中突出的有馬和駱駝，馬四蹄矯健，鞍韉華麗，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陶塑駱駝，從北朝始方有，制作也有相當的水平。

元邵墓中出土的一件駱駝，昂首屹立，雙峰間設鞍，上被長毯，毯上橫置貨袋，仿佛正在跋涉遠行，是北朝陶塑藝術中頗具特色、令人愛不釋手的作品。在南北朝的陶塑藝術基礎上，唐代三彩陶俑的出現，更是將陶塑藝術推向了一個高峰。無論是造型、施彩或是制作都達到了相當高度，為后世所不及。三彩女俑、鎮(zhèn)墓獸、文武俑官、罐壺盤碟等，都成為文物交易中的寵兒，身價倍增。三彩女俑，每件萬元，高一點的文官三彩俑，每件五萬元上下，三彩罐壺等，每件也都在萬元左右。三彩陶俑，一直到宋、元、遼還在流行，但無論風格和氣派，整體水平都趕不上唐代盛世。

就在三彩陶的發(fā)展后勁不足的時候，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又異軍突起，成為陶器中一個獨具特色的品種。紫砂陶產生于宋，盛行于明中葉以后，一直為人們所喜愛，至今仍長盛不衰。特別是紫砂陶優(yōu)良的質地，美觀古樸典雅的色澤，更是令古代文人雅士們傾倒，于是紫砂陶茶具上詩、書、畫、篆刻一應俱全，成為我國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古樸高雅的紫砂陶歷來為藏家所珍愛，成了文物中一個獨特的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