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國的整體發展趨勢一樣,中國藝術處于戲劇性的巨大變化中。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西方國家可以真切地看到這種變化。世界各地的藝術館和博物館開始展出當代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大多數是畫家的。這些作品表現了一種獨特的、動態的文化。它蘊含著矛盾：是“發展中國家”,卻有著5000年的歷史；
是個還沒完全擺脫貧困的社會,卻能制造世界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最快的速度來發展技術；是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卻實行市場經濟。所有這些矛盾和隨之而來的思考正是促進藝術創作的最好素材，如今這些作品已經走出了中國的國門。但是，什么是中國的公眾藝術呢？是那些擺放在廣場和交通環路處的雕像和紀念碑嗎?當這種藝術被擺放在固定的地點并代表公眾的利益時它看起來會是什么樣？什么決定這些紀念碑的主題，決定藝術家“表達自由”的程度深淺？
政府和改革開放后社會的迅速發展對公眾藝術有什么影響？當一個社會開始排斥自我封閉并傾向國際參與時，它對藝術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是我當時在華盛頓大學“皇室研究基金授權委員會”工作時打算研究的。由他們支持贊助,1995春季我來到中國，在這里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照了許多公眾藝術的圖片，訪問了盡可能多的從事這方面工作的藝術家。我去了30多所城市，行程幾千英里。
這之后，我出版了一本照片集。我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授，是研究現代雕塑和公眾藝術的專家。所以中國的藝術家把我看成他們的“兄弟”來歡迎我，讓我接近并深入了解他們的作品。一些照片表明我此次之行具有特殊意義，例如,在紀念堂和天安門廣場拍攝的毛澤東雕像的照片。
等成千上萬名游客離開后,只剩下制作雕像的五位雕塑家中的一位，一名士兵,和我的助手時，我才開始拍攝。我的一些同事是研究中國藝術的專家，他們說我是唯一一位能拍攝到這尊雕像和它背后墻上懸掛的絨繡照片的美國人。
此外,我對制作此雕像的五位藝術家中的四位進行了錄音采訪。他們向我講述制作過程中的小故事和他們的美學觀點；我們就“表達的自由度”坦率地交流看法。這是我走遍中國進行的課題研究的特點。毫無疑問，公眾藝術對中國來說很重要。自1949年來，1萬多尊公眾藝術作品被創作完成。有四種類型的公眾藝術在中國的藝術團體內發展起來。當然，在通常情況下，公眾藝術是刻畫領導人、特定的英雄人物和政治藝術家的傳統肖像雕塑。
一些一流的藝術家都匯集在北京并且加入中央美術學院。他們包括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曹春生和美術學院教授司徒兆光。王克慶是另外一位頗有成就的雕塑家并任全國城雕委代主任。他們都六十多歲，其中一些人在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30年前的20世紀30、40年代，曾留學于法國、意大利和前蘇聯，學習人物繪畫。他們曾創作完成了國家委任的重要人物雕像。根據作品人物的身材特點連同人物表達出來的個性特征及藝術角度的詮釋，他們的作品被分類結集出版。
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肖像藝術大師。程允賢是北京肖像藝術大師中舉足輕重的藝術家之一。他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雕塑藝術研究中心”任主任并且負責為當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創作肖像雕塑。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
根據作品人物體現的英雄主義精神、崇高力量、他們取得的成就和他們的人道主義思想所產生的影響，由程老創作的大量的作品被分類結集出版。他說：“我的作品反映我的文化理念。我制作了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的肖像雕塑。前不久我創作完成了毛澤東、鄧小平和一些將軍的人物肖像雕塑。他們為新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非常尊重和敬仰他們。通過肖像的塑造，我展現了他們對人民的關懷和熱愛。同時，這些雕像可以留給后代。
這是對逝去的一代偉人的深切緬懷，也可以由此教育下一代。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公眾藝術中的第二類作品，即中國眾人皆知的“現實社會的浪漫主義”藝術。根據它所展現的主題，這類作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或是無名英雄、或是工人、或是辛勤勞作的農民，他們體現了對共產主義信念的追求。這些工人和農民通常被刻畫成辛勤工作勞動，但臉上依然掛著喜悅的笑容，心中被共產主義信念鼓舞著。這些士兵通常被描繪成勇敢的戰士并隨時準備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奉獻自己的生命。
站在這些雕像前，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感覺到團體精神和信念的強大力量，盡管雕像具有明顯的宣傳傾向，但他們確實鼓舞了人們的斗志。同時，這是對藝術家把握作品精髓的能力的一種證明。另一類頗有影響的“現實社會的浪漫主義”藝術是“紀念烈士”的公眾作品，它們遍及中國。這些作品紀念了那些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的共產主義者。作品中的人物或被鏈條拴著、或被布蒙著眼睛、或背著死去的和將死的人。
藝術家通過刻畫這類人物形象展現作品的特定主題。這種創作風格中，葉毓山是最有成就的藝術家之一。他是著名的四川美術學院前任院長，他的最優秀的一系列作品刻畫了在革命運動中備受敵人蹂躪卻不屈不撓的烈士形象。這些規模宏大、情節真實感人的作品時刻告訴人們，革命的成功是無數人的生命換來的。他的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擺放在重慶歌樂山的雕塑。
當年，民族主義者和美國反動政權在那里建了“集中營”監禁革命者。一天我參觀了這個地點，我拍到了我最喜歡的照片，即解放軍向紀念碑敬禮這一莊嚴時刻，盡管當時有一個年輕女子坐在雕像的底座上用手機打長途電話，但對我來說，這張照片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上海“城市公眾藝術委員會”主任章永浩是我要提到的另一位偉大的社會現實主義者和肖像藝術家。在他指導下創作出來的作品有一些是國內規模最大的和最具影響力的。由于上海開展國際貿易，它可能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它也投入了大量財力，建設了許多的公眾藝術項目。
世界聞名的海濱散步通道，位于城市的中心和黃浦江畔林立的銀行邊，擺放了最近剛剛完成的6尊雕塑。通過把公眾藝術和城市環境的某些最顯著的特點相結合，從而來界定城市本身的性質是上海的公眾雕塑有效利用藝術的體現。這類作品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雖然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它受前蘇聯的社會現實主義雕塑影響，但是中國式的這類藝術通常以更戲劇化的手法來描述作品的主題。我認為，感情和精神上的刻畫對我來說好像更具有感染力。積極投身黨的建設、抵抗敵人、戒除傲慢或憤怒的情緒是這類作品的公開主題。
我相信，這類藝術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委任創作。第三類公眾藝術即抽象雕塑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它們通常由不銹鋼、青銅、噴漆焊接鋼或石頭制成。這些作品和六七十年代美國一些城市的抽象雕塑很相似。這些抽象作品通常象征了被紀念的場地和事件。有些作品是一只球,表示人類居住的地球和全球化；有些作品描繪了飛翔的形象,它代表了精神上的自由。另一種常見的作品是將抽象符號和人物形象融合在一起。
看到數十件類似的作品后，我被大部分抽象藝術的融合方法深深地吸引了。這其中有幾件抽象作品非常精致漂亮，尤其是成都于志強創作的作品，將抽象符號和人物形象組合在一起非常精致漂亮。濃度這種創作的大多數藝術家常常抱怨較低的可利用的協助融合的技術水平。我發現這些抽象雕塑中很少有涉及到當代西方和日本的藝術家所使用的創作材料。幾乎所有作品都對它們的安放環境進行形象塑造。衛星發射站、報社、飛行學校和大型運動場為公眾抽象藝術提供了許多由政府機構資助的委任創作機會。
王克慶說：“中國藝術中早就有抽象藝術了。我認為它在中國有某種起源。但我們的抽象藝術不同于西方。我們更多地考慮了作品的精神力量。”然而,葉毓山的觀點與我的很接近。他說：“許多年輕的藝術家在創作當代抽象藝術作品。他們模仿西方抽象藝術的風格，但作品中缺少西方抽象藝術的精髓。”武漢湖北美術學院的付中旺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外人物。他將石頭和木料獨特地結合在一起，創作出材料和結構頗有特色的藝術作品。
許多抽象藝術作品由那些在藝術學院接受傳統的人物刻畫訓練的藝術家創作完成。這些藝術家被委任制作人物雕塑和抽象雕塑。他們這種在藝術方面實踐的多樣性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這種多樣性在只鉆研一種藝術類型的西方藝術家中很少見。第四類公眾藝術被我稱作“當代激進藝術”。
這種藝術類型并不多見，只有一小群年輕的藝術家在社會的支持下努力地開辟這塊藝術新領域。這些作品主要反映處于90年代的當代中國文化中的現實問題。如超現實主義雕塑家展望，將要刻畫一個大肚腩腩的中年男人,他著實不是一個完美的英雄形象。一些藝術家則關注引發生態問題的臨時性建筑，或是逐漸壯大的國家所面臨的財富和發展問題。
展望最近剛剛完成一項“復原工程”。他在剛被拆毀即將要建摩天大樓的地方呆了許多天，因為他想把那里被毀壞的建筑物恢復成原來的樣子。他把廢墟中的一些陶瓷瓦片打磨光亮，給破舊的門噴上新漆，重砌并刷亮坍塌的墻壁。引起他注意的這些地區將成為他作品的主題，以提醒人們古老文化和建筑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國際化的“新玩意”。這些藝術家走在使用藝術的前沿領域里，像他們西方國家的同行那樣審視并公開抨擊他們的文化，沒有人知道，這些藝術家的所作所為要經過多久的評說才能被認可。早些年，盡管在決定作品主題方面受政府影響和來自社會的壓力,但是藝術家能在政府控制的范圍之內，通過他們的公眾藝術作品來表達一種精細微妙的個性特征和藝術的美感。
我的一些照片展現了這些作品。廣州的潘鶴就是這樣一位藝術家，盡管已75歲高齡，但依然精神矍鑠。在他二十多歲時,他離開香港投身到中國大陸的革命運動的洪流中。他早期的一系列作品受共產黨委任創作而完成，命名為《艱苦歲月》。
他創作的一件描繪士兵獲勝的英雄主義題材的作品,不以傳統的手法來表現這一主題，而是刻畫了兩個饑腸轆轤、衣服破舊，在戰役之間坐下休息并動情地吹著笛子的士兵形象。盡管他們的處境極其艱難但他們的精神依然很高漲，贏得了人們的喜愛。潘鶴經常采用一種并不被公眾認可的藝術手法來表現人物形象。這兩個士兵想盡力逃脫摧毀性的戰爭轉而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寧靜。
他的許多作品在刻畫主題方面都很細致微妙。當我向他提及這點時，他笑著說：“是的，是這樣的。這就像騎一輛自行車，是需要靠平衡來掌控的。在中國你必須適應形勢才能生存；并且你需要靈活地做事情。如果你不介意，其他人也不會介意。但是,如果你處理問題太過靈活，表現的過于適應形勢,你將無法生存。同樣，如果你為了適應大環境而放棄了作為一個個體應有的個性，這也是不好的。
”“文革”期間，潘鶴被“四人幫”指控有資本主義傾向，并被批斗。近來,他被評為中國最有成就的藝術家之一。他創作完成了許多件由公眾或個人委任的藝術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按照自己的構思實現了對藝術的自由境界的追求。他近來為著名詩人和學者魯迅創作的肖像是他自己作為雕塑家和肖像畫家所具有的才能的折射。潘鶴將它作為自己的自畫像。他說：“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是件好事，因為它讓我的意志更堅強，從而讓我制作越來越多的藝術作品。”我所采訪的年過五十的大多數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潘鶴卻不是。
同時，我對藝術創作的地區性差別，也進行了研究。我找到一些藝術家，他們全心投入到國際當代潮流中，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品，既融入世界大環境，又注意將中國的傳統和歷史融入作品中。湖北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劉政德就是這方面很有影響的雕塑家，作品備受人們喜愛。他用20世紀石雕美學的觀點和技藝來摸索創作以中國古代傳統為主題的作品。他的融合歷史傳說和思想教育的藝術作品是將古代與現代相結合的最有力的詮釋。
當我把中國和西方在創作公眾藝術的方式加以比較時，我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大差異。舉個例子來說，1979年北京召開“解放思想會議”前，所有公眾藝術的選材和主題都要由政府決定，總是不變地反映社會主義中國的三支基本力量——“農民、工人和士兵”的精神風貌。
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紀念那些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的烈士。當然,最常見的主題人物就是毛主席。近年來，許多毛主席的雕像都被拆毀了,幸運的是，我拍到了許多保存下來的毛主席的雕像，但我認為，它們不會擺放太久。葉毓山參加了1979年的會議并聽取了一些有歷史意義的見解。“鄧小平說：‘毛主席所說的是正確的，我們將遵照去做；若不正確則不去做。’這一言論的提出對藝術界的影響非常大。以前,要求藝術要有主題內容。
但在這次會議上，他們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有主題內容的藝術很好；但沒有主題內容的藝術也很好。就我們而言那是一種偉大和徹底的解放。他們給藝術家提供了廣闊的自由空間。這次大會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大力倡導毛主席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思想。它給中國的藝術發展指明了方向。”會后，著名畫家袁云甫負責制作北京機場的一幅最重要的壁畫，以此來表達藝術界同仁的喜悅心情。“我們就像放回到水里的魚兒一樣自由快樂。”但是這種思想的最終實現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葉毓山接著說：“大會結束后我感覺到我真的獲得了自由。所以我提出設計四個裸體的人物形象擺放在重慶長江大橋的末端。我認為裸體雕塑是擺放在自然界里的最美的形式。但那時還沒有描繪裸體人物的公眾藝術。稿樣上加了薄薄的一層衣服。90年代,葉毓山受任在許多位置重要的地方做了許多裸體人物雕塑。執政的官員給予這些雕塑很高的評價。政府主辦藝術學院和藝術協會，其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這些學院與美國處于學院水平的藝術學校大抵相同。那里，學生和教授常常一起對藝術的所有方面進行學習和研究。然而，由政府主辦的藝術協會就不是以教學為主了，他們是一群嚴格選拔出來的專業人員，以他們自己的一套規定經營著充滿活力的工作室，進行藝術創作。
跟隨那些學院的教授，從公眾藝術/雕塑協會選出來的寥寥無幾的專業人員去制造大型的委任的公眾藝術作品。藝術協會成員的學術頭銜也是“教授”。如果一個人沒有從屬于任何一個藝術機構，他受委任制作雕塑的可能性就極小。事實上，正是通過這些藝術機構中國的藝術家才被官方認可，被正式授權來創作公眾藝術作品。
我認為，這種體系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它造就了一批高素質、有能力、思想一致的藝術家，他們配合默契，工作效率極高；缺點是它導致了機制化問題。試想，如果這些學院和協會中的所有位置都已占滿，那些年輕而富于冒險精神的藝術家怎么辦呢？自從80年代以來,中國在公眾藝術的政治方面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藝術家在指導政府就雕塑主題、擺放地點和篩選程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極其之大。
這意味著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在藝術方面未受訓練的官員們，越來越依靠專業藝術家來決定欲完成項目的最好的實施方法。時常會有一些社區要求在他們的小區里制作紀念英雄、烈士、著名的學者、詩人或歷史事件的紀念碑。“藝術代表”將社區的意見轉達給地方政府，如獲批準，他們就可以得到政府簽署的文件和用于興建雕塑的資金。一些大城市即將建立或者已經建立了“藝術委員會”，它們負責與藝術家、專業藝術管理人員和建筑師聯絡合作。
它們將決定如何選擇準確的主題、是做具像還是抽象作品、擺放在小區的哪個位置合適、選擇哪些藝術家來完成雕塑等一系列問題。許多來自社區的優秀藝術家服務于這些委員會，共他設計方案。他們參與委員會的評選活動也有可能就被選為創作這個項目的藝術家。
但是，美國的這種體系運行遠遠不同于中國。另一種影響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國缺乏當代博物館和藝術館體系，也沒有追隨國際潮流和運動的素質較高的藝術評論家。直到現在，中國也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商業性質的藝術館，更別說他們可以獲知國際藝術信息了。這種孤立產生的影響是雙重性的。一些藝術家自認為是評論家，然而現在的國際藝術雜志正慢慢地進入到中國，有關藝術的交流活動也開始出現，這就在某些方面影響了中國的當代藝術。
尤其是年輕的藝術家，他們只是表面上響應著從美國和歐洲的雜志中看到的藝術走勢。結果，他們做出來的作品僅在視覺效果和外在形式上“復制”了國際藝術，但沒有理論上的深度和升華，所以這些作品看起來很膚淺。我想這是由語言障礙導致產生的結果，因為中國藝術家并不十分理解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形在中國的整個文化領域里迅速地變化著。當中式文化意識到并積極地尋求國際化經濟、文化交流和益處時，中國的藝術團體也會受到影響。目前的情況是，抽象雕塑占據主導地位并且受到藝術家和少數評論家的高度吹捧,這種情形與30年前的美國很相似。
如果有更多有修養和學識淵博的評論家,更多展現世界優秀藝術作品的博物館、更多將國際藝術家引入到中國的交流活動、更多展示邊緣藝術的藝術館，這種情形會有所好轉。這樣，中國的藝術家就會緊隨世界藝術領域的新發展而不斷地提高自己。這也是我所采訪的許多藝術家想要盡快看到的發展趨勢。舉個我親身經歷過的例子,我遇到一位小有成就的年輕藝術家，他效仿我曾在十多年前多次在紐約展出的藝術作品。
其實他完全可以拋開我的影響，自己再進一步完善這種效仿來的美學觀點。如果他想在國際水平的標準下，有所建樹和參與比賽的話，得第一名的肯定是別人。由于他缺乏清醒的認識，并且沒有意識到他周圍幾乎沒有評論家可以幫助他，這將最終把他與國際藝術隕離開，使他無法獲知國際藝術上的最新發展動態。中國的公眾藝術與西方藝術在創作方式上的另一重要差異是合作精神。80年代前，由政府提倡興建的所有大的項目都是由幾位藝術家一起完成的，他們共同設計、制作作品小樣、評論彼此的貢獻和指導安裝做好的各個部分。
最大的合作項目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側面修建的“毛澤東紀念堂”，有108位雕塑家投入到這項工程中!幾乎沒有一個藝術家在作品上留名，只有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才有提到這些合作者的名字。此外,這種合作精神讓所有的參與者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默契的配合,有時，在一年內他們可以完成好幾件規模宏大的工程項目。
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受到了共產主義信念的鼓舞和鞭策。他們獲得的獎賞是他們心存的堅定信念——他們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當他們的作品對近代歷史、道德和政治的理想進行藝術詮釋時。他們沒得到資金上的獎賞，但他們在藝術學院獲得了“教授”的稱號。這種合作精神貫穿1949到1979年的中國公眾藝術的整個創作過程中，這與西方當代藝術中提倡和追隨的“個人主義”截然不同。
回顧中國藝術史，像西安的兵馬俑足以證明合作精神在中國的傳統理念里已根深蒂固。事實上,許多毛澤東的雕像都未被提及創作者，有時它們是由未經訓練的石匠雕刻的。這使我無法采訪到他們。此外,這種合作精神讓所有的參與者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默契的配合,有時，在一年內他們可以完成好幾件規模宏大的工程項目。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受到了共產主義信念的鼓舞和鞭策。他們獲得的獎賞是他們心存的堅定信念—他們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當他們的作品對近代歷史、道德和政治的理想進行藝術詮釋時。
他們沒得到資金上的獎賞，但他們在藝術學院獲得了“教授”的稱號。這種合作精神貫穿1949到1979年的中國公眾藝術的整個創作過程中，這與西方當代藝術中提倡和追隨的“個人主義”截然不同。但是隨著效仿西方的經濟模式，在中國，所有這一切都在改變著。盡管也有需要合作完成的項目，但是政府資助的公眾項目大多數委任個人完成，雖然付給他們的報酬并不多。然而，近來許多藝術家第一次接受了中國或國際的私營公司委任的工程項目，負責修建大城市里的摩天辦公大樓和現代國際化的賓館。
像他們的國際對手一樣,這些中國公司和旅館要求藝術可以作為期望中的環境的一部分。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辛勤汗水換來了豐厚的報酬。結果在藝術領域里產生了一種新的競爭模式。從藝術家怎樣才能被選中創作作品和作品如何組裝來看，在某種程度上，它有點“腐敗”的意味。
有時，經紀人從藝術家那里買來構思和草圖，然后以自己的名義參加競標，為的是取得委任權來組裝作品。有時，他們甚至不買藝術家的創意而直接將某位著名的藝術家的名字寫在他們自己畫的草圖上，慌稱那就是某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很明顯，這一新出現的情況使大多數藝術家憤怒而焦急，它著實有待于解決。其他資助人的新來源是那些私人收藏者,尤其是來自香港和日本的。許多中國藝術家的珍貴的作品被那些精明的收藏者在國外結集成冊，這些藝術家都是三、四十年代留學歐洲、極有才能的具像雕塑家，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都已退休。
中西方在如何將純粹藝術轉化為城市藝術的方法上很相似。最近，我們將藝術家、建筑師和工程師組成“設計小組”，完成一項城市工程；而中國藝術家正為修建地鐵隧道、機場、運動場的拱形蓋蓬和公路而努力工作。最具挑戰的項目之一是位于鄰近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小城市。進城的主要道路需要拓寬，這一龐大的工程量需要修建0.25英里長的墻來與之呼應。開始施工時,頗有遠見的市長提出征召三位著名的藝術家，在臨近公園處修建入口和一座浮雕來裝飾這面墻。
葉毓山、周成和何斗齡合作設計了公園入口和與噴泉相應的墻壁。公眾非常喜愛這些作品，政府對此也很認可。此作品被昵稱為“長城式的藝術作品”。此作品的浮雕部分，尤其是由周成設計的大部分浮雕風格獨特,深刻解讀了浮雕藝術的內涵。許多部分的浮雕突出墻面五英尺多。
在由男性主導文化的社會里,有相當一部分是成就顯著的女雕塑家。使我驚奇的是,我所采訪的公眾藝術家中沒有一個人認為由于性別差異而受到歧視、排斥或者受到政府或藝術委員會的阻撓。事實上,有許多中國女藝術家獲得嘉獎的事例。
譬如：江碧波設計制作的成都“交響樂大廳”的鑲金浮雕，或是吳慧明制作的石雕和青銅作品。最近，吳慧明的一件作品獲得了“榮譽獎”，她的獲獎作品被擺放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前，這是任何她的男性同行所沒有取得的輝煌成就。我高興地從中央美術學院的公眾藝術系的女學生那里得知：她們從來就不考慮性別歧視的問題，她們喜歡創作大體量的作品，她們真的就這樣做了。中國的公眾藝術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如何保存這些雕塑。在每個城市,都有雕塑遭到嚴重的破環，或不被人重視、或生銹了、或倒塌了。
政府僅僅撥發一小部分資金用來藝術委員會保護和維修公眾藝術。在人們不懂得欣賞藝術的社會里，故意毀壞公共設施的行為必然發生。最后，章永浩為我們做了個精彩的小結：“20世紀初,許多雕塑家像我一樣受到西方藝術的影響，因為我們的教授曾在歐洲學習過。但后來，我們意識到西方藝術有時在中國行不通。文革后，我們開始越來越了解自己的文化和遺產。西方藝術固然有它的美麗之處；
但是東方藝術也有它打動人的地方。我們想把這兩種藝術形式結合在一起，以此為我們的社會服務。我們對古老的“大足”石雕藝術和“毛嶺”藝術進行了研究，以尋找屬于我們自己的藝術淵源。隨著近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將東西方藝術較好的融合在一起。藝術是東西方在將來進一步合作的重要平臺。
如何用藝術和雕塑來美化我們的國家是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如何提高雕塑的藝術內涵和藝術方面的多種表現手法是急需我們解決的問題。藝術應該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不只是僅讓人們吃香蕉就罷了。人們應該獲取所有不同種類的水果的養分。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開放搞活，我們需要不斷地往藝術里添加新的內容。唯一讓我們感到害怕的事就是我們的藝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在公眾藝術方面與美國和歐洲國家加以比較。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工作來提高公眾藝術的水平，并且我們希望在將來可以看到城市的雕塑、環境和建筑有很大變化。現在這段時期將成為中國公眾藝術史上是最令人興奮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