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董存瑞、王成這些曾經在幾代人心目中烙下深刻印跡的英雄，居然也無一幸免地成為“惡搞”對象。近日，北京美術評論家、中國美術館研究員陳履生接連發表言論，痛批美術界的“惡搞”現象。他在接受晨報記者專訪時深切地說，這種“惡搞”所用的一些時尚的因素，使這些英雄與當代潮流中的一些已經走向流俗的符號相呼應，從而迎合那些低級的或變態的審美趣味，并通過取悅外國人而獲得經濟上的利益。而旅歐藝術家張小夏認為，目前中國一些當代藝術作品往往只是停留在空洞的手段上。對此，記者采訪了美術界權威人士。

陳履生：陳履生認為，美術界的惡搞與網絡上的惡搞如出一轍，是影響藝術軀體健康的毒瘤。譬如，有一尊大頭娃娃般的劉胡蘭塑像，雖然和當年王朝聞所塑造的《劉胡蘭》一樣是被五花大綁、昂首挺胸，但是，除了突出巨大的頭顱之外，最顯眼的就是爆突的雙乳，有如某些八卦新聞中對明星乳房的關注一樣。這種“惡搞”所用的一些時尚的因素，使這些英雄與當代潮流中的一些已經走向流俗的符號相呼應，從而迎合那些低級的或變態的審美趣味，并通過取悅外國人而獲得經濟上的利益。

近一段時期以來，從海外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急劇攀升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惡搞”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市場的支持，猶如注射了一支強心劑，使“惡搞”風愈演愈烈。正是有了這種“惡搞”中國符號的作用和影響，使得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化傾向逐漸暴露出來，并成為一些人熱捧和炒作的對象。

這種“惡搞”盡管能獲得一己之利，但是以犧牲國家文化形象為代價，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沒有絲毫的貢獻和實際的意義。張小夏：生于南京、學于歐洲，1990年入比利時國籍，曾在歐洲舉辦過20多次展覽的前衛藝術家張小夏認為，目前中國一些當代藝術作品往往停留在空洞的手段上，這是長期固有的邏輯思維造成的現象。

繪畫是一種藝術語言，行為藝術也是種語言，都可以存在，只要你能用來表達你自己，能讓人在其中感受到東西，但他看到現在很多作品并不能讓人有感受。不是藝術形式不好，而是藝術家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來。長時間以來，很多藝術家在激情的沖動中尋找自己，可能永遠找不到，后來也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藝術的現狀就變成空洞的形式，藝術表現應該在欲望與理智中完成。如果只是把西方先進的手段用在空洞的形式里，觀眾在你的作品面前就看不到你要表達什么。

一件作品必須有主題。比如現藏于蓬皮杜中心的德國當今觀念藝術的代表波依斯的“鋼琴”，就是用簡單的手段去表現一個讓人能感受到的內容。他用一塊厚厚的毛毯緊緊包起鋼琴，上面擺放個紅十字，非常感人，它告訴觀眾現在“古典生病了”，鋼琴代表古典，這在西方很容易被人理解，但生活需要改變。諸如此類的藝術品都是有其產生的原因和社會需要，所以作品的語言一定要在自己特有的社會背景下才能傳遞到位，而不是簡單照搬。張小夏強調，藝術手段的可能性是無限的，重要的是你要利用這個可能性把你的話說明白并打動別人，比如你說“手機”，別人會理解是手機，如果你去抓頭而想告訴別人“手機”，要是別人能理解，你的語言傳遞就是成功，否則就是失敗。

記者看到，張小夏先生1990年曾經做過一個小雕塑《溫暖的美麗》，柔軟的羊毛毯上插著一些小花，它告訴人們，美麗需要呵護。再如，他的現代繪畫《絕對平衡》，想用一種新的邏輯思維方式表現今天社會在無限可能中需要平衡。張小夏認為，前衛藝術同樣要讓人感動，要給人以“美”。它告訴人們不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不是一種想象的方式。藝術的本質不是去制造新聞，而是給人新的啟發。

當代藝術也應該追求美，并為自身提出更新更高的存在理由。范迪安：最近正忙于籌備亞洲美術館館長會議的范迪安先生在接聽記者電話時表示，中國當代藝術是一個敏感話題，不是幾句話可以談清，其間魚龍混雜，眾說紛紜。據了解，在當代國際美術界有三大藝術盛會，這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雙年展、巴西的圣保羅雙年展和德國的卡塞爾文獻展，作為策展人的范迪安曾帶領著中國藝術家參加了其中的兩項大展，首次代表國家把中國的當代藝術展現給世界。王璜生：廣東美術館的展覽以現當代為主，當代藝術展占到三分之一。

近日，廣東美術館將推出“’85以來現象與狀態系列大展”，意在對中國當代藝術進行總結與回顧。目前，某些中國前衛藝術家作品拍價高達百萬美元。王璜生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和傳統藝術一樣在國際市場擁有很高的關注度，有些買家是為了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心態。尚輝：在上海美術館，當代藝術展的比例也是占到三分之一，大大小小的展覽很多，對觀眾來說是家常便飯，不是特別新鮮，同樣的作品，放在其他地方可能會引起爭議，但是在上海已經習以為常。魯虹：日前在《中國行為藝術》一書中系統總結中國行為藝術20余年歷程的作者之一魯虹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總的來說是健康的，它強調用藝術的方式干預人們的生存狀態。

目前，中國當代藝術已經走過了上世紀90年代的“畫冊效應”，也就是從模仿西方的畫冊開始到現在已經比較成熟了，從觀念表達到藝術手法上都出現了中國本土化的作品，并引起國際市場關注，這種關注是和中國經濟地位的增長同步的。當然其中也有良莠不齊的現象。魯虹認為，在中國過去的20年里，出現過一些不錯的行為藝術，當然也有值得我們反思的作品。《中國行為藝術》一書就是將行為藝術納入美術史的一個努力。晨報記者常芬下月，南京將首次在中國推出當代藝術品專場拍賣會，所征作品從“傷痕美術”時期和“八五新潮”時期的作品，一直到正在發生的當代藝術的歷史，包括裝置和新媒體、新繪畫群體、卡通一代等等。

而今年上半年，以蘇富比和佳士得為代表的世界拍壇刮起了一股當代藝術作品的旋風，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在這些拍場上屢創新高。對于新版紅樓夢的編劇風格，80％電視紅迷拋棄了紅學大師周汝昌，而去選擇王海鸰、海巖，這顯示了老百姓還是更看重新版《紅樓夢》的人物靚麗、心理刻畫和故事精彩。他們對演員的選擇、拍攝技術、背景設計、場面布置的期待也就成了理所當然。

把《紅樓夢》的文學載體和電視載體區分開來，這是當代中國電視觀眾的一個審美的進步。胡導或許是在《漢武大帝》里“創新”出芭蕾舞和交響樂的場景，引起了如此多的觀眾對其產生了憂慮。都說藝術家會有高處不勝寒的感慨，可是，70％的普通人在電視放映之前就對藝術家寒噤不已，豈非怪事！

其實，最讓我們欣慰的莫過于這個調查所呈現出的多元化的審美取向，在開放型的文化環境里，耗費三年拍攝一部電視劇的拍攝個案已經不復存在，一個頻道一部電視劇的傳媒運作也“斯人已去”，在拒絕低俗的前提下，關于名著改編的爭論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進步和心靈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