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1963年生于廣州，1981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1988年碩士畢業。1990年后移居巴黎。現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術學院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州沃克藝術中心國際藝術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國當代藝術獎評委。同時也是歐洲、亞洲以及美國很多藝術基金會的委員和評委。英文文集《在中間地帶》于2002年出版。法籍華人侯瀚如有一個如今越來越時髦也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的身份——策展人。策展，按字面的意思理解，就是幫助別人策劃展覽。

不是工業品，也不是婦女用品，而是現代藝術的展覽。從侯的履歷上看，他顯然已經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成績卓著：1994年芬蘭的“從中心出走”展覽，1997年英國倫敦的“巴黎人”展覽，接下來，南非的“約翰內斯堡雙年展”、墨西哥的“國際攝影雙年展”…一個接一個，忙得腳不沾地。侯瀚如說，他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策展人，他是獨立、自由的策展人。和那些在美術館、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專門負責展覽工作的專業人員不同，侯瀚如沒有一個單位，他為自己打工：今天為上海雙年展效力，明天，他已經跑到南非的約翰內斯堡，為那兒的雙年展服務；

這個月，他還在韓國光州，下個月，已經到了英國倫敦。他是一個現代藝術的“空中飛人”。記者打電話給他，本以為他在巴黎的家中，沒想到他在洛杉磯，而且很快要搬過去了，因為舊金山藝術學院請他給學生教授公共展覽方面的課程。10多年策展生涯中，沒有固定的展覽單位給侯瀚如支付薪水，他從來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所以“活得很艱難”。

與此同時，邀請他去策劃展覽的單位和國家越來越多，他參與的展覽也越來越密集。侯瀚如說，國際、國內策展人很多，但是能堅持下來的很少，像他這樣堅持了10多年的，就更少了。“全球獨立策展人也就那一二十個人吧，能走到今天的不多，我也是運氣。再說，讓我干別的，我也不會。”1997年至2000年間，侯瀚如和另一位著名策展人漢斯策劃的“運動中的城市”，在全球7個國家巡展，每到一地，都結合當地創造一個版本，僅此一個展覽，侯瀚如就調動了全球超過140位藝術家！

侯瀚如更喜歡被人稱為藝術批評家：1994年，31歲的他當選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美術學院教授。眾多頭銜之外，他還是多個重要藝術刊物的專欄批評家。“我基本上來自藝術批評的背景，和藝術家的關系特別密切，我做的展覽針對各個條件不同的地方，絕大部分都和現場發生關系。

我覺得，這不僅僅是一種展覽，而是通過展覽表達觀點、思想和見解，為更多有思想的藝術家提供平臺。”當年，在巴黎，他利用自家的過道舉辦展覽，而參與這次展覽的，其中就有不少今天已極具名氣的藝術家。4月13日深夜，記者通過越洋電話，采訪了這個活躍在國際藝術界的小個子廣東人。人物周刊：目前“獨立策展人”這個行業在國際上行情如何，從事的人多嗎？

侯瀚如：做這個行當的人蠻多的，快變成一種時髦了，但一直做下去的人就不多了。靠這個生存還是蠻難的。因為，藝術產業基本上還沒有形成，大家都是在一個圈子里活動，和市場搭不上關系，不能盈利。而且各個藝術機構都有一套自己的人馬，找我們做事情，都是想讓我們做一些他們做不到的，所以只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找我們。我之所以能做下去，也算是幸運吧，不斷地有事情找上門來。

人物周刊：您是如何進入“獨立策展人”這門新銳的行業的？據說，你1988年中央美院碩士畢業以后，到巴黎留學去了。侯瀚如：不是去巴黎留學。我在中央美院呆了7年，碩士畢業以后，到藝術研究院美術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后來碰上費大為他們在法國南部做第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展覽，需要人，我就過去了。之前，我也參與了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到法國，本來只是說幫幾個月的忙，結果認識了女友，就一直留了下來。這個期間，什么都做過，在餐館打過工，在馬路上畫過畫，和許多中國出去的藝術家一樣。

這樣漂泊不定，持續了兩三年吧，還挺有樂趣的，窮歡喜！人物周刊：你是怎么融入西方藝術家群體的呢？侯瀚如：這個很自然，因為我從來都喜歡對任何地方出現的有意思的藝術現象進行研究，不可避免就有了各方面的交流與接觸，也會拿出一些提案，而這個展覽又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地與巴黎有一些關系。通過這樣的活動，慢慢與這個圈子發生了一些密切的關系，后來就像滾雪球似的，熟悉的人越來越多。人物周刊：當時怎么會想起來在自家的過道上辦藝術展覽呢？

經濟窘迫？侯瀚如：一方面是經濟問題，一方面也想給自己提些問題。比如，你住這個地方，藝術進入你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和生活在一起，你該怎么辦？我們就想身體力行地試一下，看很難與生活共存的藝術品放到生活中，自己能不能受得了？這是個很有樂趣的事情。1993年的巴黎，除美術館、博物館、畫廊之外，很少有展覽活動。我們就想怎么在私人的、非常規的空間里面，做一個展覽，在市場、官方機構之外為藝術做些事情。

于是就在我們家的過道——一個5×1米的狹小空間，巴黎典型的斜斜的小過道里開始了試驗。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藝術品從公共空間進入到私人空間。我們每個月請一位不同的藝術家來做，讓他們來重新定義這個通道。展覽持續了13個月，邀請了世界上13“位”藝術家，其中有幾個是藝術家群體。當時也沒有錢，攢下的一點錢，就復印一些請柬郵寄給朋友，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傳播開來，藝術家們也都是自己掏錢來做這個事情。大家都是憑著熱情來做這件事情，每個月都會有幾百人到我家來參觀。

說句笑話，那時候，連請帖都發不起，也就一二百封的樣子吧，因為郵寄也要花很多的錢…后來朋友都習慣了，每個月都會打電話過來問：啊，你們這個月會有什么展覽啊？人物周刊：在自家過道上辦藝術展覽，對自己以及鄰居有沒有影響？侯瀚如：肯定有。那段時間，我的孩子也出生了。

不過，我覺得正是如此，才能把自己放到一個很真實的環境里面，做一個挑戰，有點像葉公好龍，這個龍來了怎么辦？侯瀚如在自家過道上辦展覽，不僅吸引了巴黎這個藝術之都的藝術家們的目光，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讓當時的人們認識到，在正規的博物館、美術館之外，還可以有另一種藝術空間存在。侯瀚如也從此開始步入眾多藝術機構的視野。1994年，芬蘭一家知名藝術機構主動找到侯瀚如，邀請他為即將舉辦的中國藝術家的展覽出謀劃策。這一次，侯瀚如又不按常理出牌，做出了一個很不“中國”的東西——“從中心出走”。在他看來，芬蘭這樣一個在西方處于邊緣的國家，應該解構西方中心，當然，他也把西方眼中的中國解構了一次。

這是侯瀚如第一次接受正規藝術機構的邀請，那時，他31歲，而獨立策展人這回事兒，也才剛剛興起。人物周刊：當時有獨立策展人這個概念了嗎？侯瀚如：國內情況我不太了解。當時，這種做法在國際上還是比較新的。因為，curator這個概念上世紀70年代才出現，那時很少有人能獨立做策展，只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才出現了一批。

其實在國際上也有一二十個人吧，慢慢在國際上形成一股勢力。過去沒有那么多的雙年展，現在有那么多，對策展人的角色就有了需求。而且，越來越多的美術館、博物館，越來越多地向其他領域開放，也就需要我們這樣具有所謂國際視野的人來參與。人物周刊：1997-2000年，在7個國家巡展的“運動中的城市”是你獨立策展生涯中的一項重要展覽，這個創意是如何出臺的？侯瀚如：這個策劃是和漢斯一起做的。

當時，維也納的一家博物館希望做一個紀念他們一百周年的活動，也是關于亞洲的。當時，我就想，亞洲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它的文化身份，應該是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正是這個，把亞洲變成世界上經濟、文化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而且，在這個變化里面，產生了一批很有意思的藝術家和建筑師。基于此，我們就提出“運動中的城市”這個概念，想把藝術與現實生活，特別是城市生活溝通起來，打破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引進建筑、社會學、電影等諸方面的原素。我們也對傳統的展覽模式提出了挑戰。過去的展覽都是一件件藝術品，在很中立的背景下體現出來。那次，我們則希望展覽真正像個城市一樣，把各種因素聯系起來，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就像營造一個小城市一樣。同時，展覽在世界各地巡回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跟當地藝術家開展直接的合作，針對這個地方設計一個全新的版本，而不是把一個固定的東西在那一擺了事。

人物周刊：你的展覽為什么如此重視和當地的交流與對話呢？侯瀚如：因為我們今天做的事情，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結果下進行，但什么樣的事情才是全球化？能不能借用這個潮流、這個能量，來刺激一些東西？我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每到一個地方，借用這個潮流來形成刺激，來形成當地豐富的局面，引發一些討論。和當地互動，產生一種獨特的別人代替不了的結果。和當地對話，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

人物周刊：你曾說，每次接手一個新任務，對自己都是個挑戰，總希望有全新的東西出來。那么，你如何看待創新？侯瀚如：這基本上是自我找茬。每次接手一個東西，我都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做得更好、更準確一點，就是和當時、當地的問題發生一些獨特的連接。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局限，全新或者只是說說而已吧。侯瀚如策劃的部分展覽：1994“從中心出走”；1997“巴黎人”；1997約翰內斯堡雙年展；1999墨西哥國際攝影雙年展；

1999威尼斯雙年展法國國家館；2000上海雙年展；2001釜山藝術節；2002光州雙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