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城市雕塑成為一種重要的當代文化表達。城市雕塑既是藝術自律的形式語言之一，也是與大眾溝通的重要媒介，為理解公共空間提供了新的角度，成為探討藝術家、公眾、城市文化關系新的著眼點。城市需要什么樣的雕塑？城市雕塑能為我們帶來什么？王中教授認為，城市雕塑的內涵是不斷豐富和延展的，作為公共藝術的重要表達方式之一，它不僅僅裝點空間，并且可以營造、激活空間。而具有公共屬性的城市雕塑在培養公眾審美意識、塑造城市文化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新的城市雕塑并非高高在上，它逐漸走向大眾，在公共空間的沃土中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孫崢：王老師您好！近幾十年中國城市飛速發展，大量城市雕塑出現在人們的生活空間。首先想請您談談城市雕塑的定義，在您看來，城市雕塑和公共藝術的關系是怎樣的？王中：“城市雕塑”一詞是中國特有的，國際上并沒有這個專有名詞。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美術美院雕塑系幾位先生去前蘇聯考察，對當地的公共雕塑或者說城市空間中的雕塑進行了考察。

考察組回來后在全國巡回演講推廣，指出了城市雕塑對于城市文化精神建設的重要性，中國美術家協會當年就提交了《關于在全國重點城市進行雕塑建設的建議》，其中提到的概念是“城市雕塑”，該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批示，并成立了以劉開渠先生為組長的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領導小組，各個省、市也紛紛建立城市雕塑指導辦公室、雕塑辦。于是“城市雕塑”這個詞就在中國大江南北扎下根來，成為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詞匯。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城市雕塑是公共藝術非常重要的表達方式之一。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訴求，最初很多國家和城市出于對宏大敘事的需求，城市雕塑呈現為紀念性雕塑形態，比如自由女神像、前蘇聯的“二戰”紀念地雕塑等等。公共藝術的理念恰恰是要讓藝術降低飛行高度，貼近大眾。人們不需要每天去瞻仰那些宏大敘事的紀念碑雕塑，而更需要貼近生活、讓生活釋放活力、讓城市表情更加友善、讓城市故事更加動人的藝術作品。

這也促發了公共藝術新一輪的發展，它不僅包括建筑、城市雕塑、壁畫或公共空間中物化的構筑體，還可能是文化事件、主題展演、互動交流、創作計劃等等，成為派生城市故事或城市文化的孵化器。王中：也不能說過時。“雕塑”這個詞本身就是在發展的。“雕”指木雕、石雕等等，“塑”是用泥、陶土去塑造，合起來就是“雕塑”，這是非常狹窄的概念，雕塑的內涵是不斷延展的。今天我們談到的“城市雕塑”帶有更多社會屬性，比如博伊斯提出“社會雕塑”的概念指明其行動性和對社會的介入。

我認為城市雕塑內涵的豐富和發展體現為這幾個階段：藝術裝點空間、藝術激活空間和藝術營造空間。藝術裝點空間，更多是指通過雕塑作品裝飾公共空間。再看藝術激活空間，以西雅圖公共藝術計劃“瑞秋豬”為例，這是最受當地市民歡迎的公共藝術作品之一。美國雕塑家喬治亞·蓋博為1985年縣展覽會的冠軍豬“瑞秋”制作了鑄銅雕塑，同時在街區市場的地面上，還嵌入了銅片制成的豬蹄印，上面刻有很多相關的小故事，人們可以通過這些豬蹄腳印找到瑞秋豬的雕塑。

最重要的是，這里每年都會在瑞秋豬生日的時候舉辦為期幾天的文化節，并且圍繞瑞秋豬做了很多文創產品，比如冰箱帖、鑰匙鏈等等，吸引很多游客參與到這個活動中，這座銅雕塑跟當地的旅游、公益、經濟都緊密結合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公共藝術計劃，超越了過去那種物化構筑體的概念，成為一個事件，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傳統，帶動了城市活力，用藝術激活了空間。在這個公共藝術計劃中的瑞秋豬雕塑和一件普通的動物雕塑內涵就不同了。巴塞羅那是藝術營造空間的典例。

該城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了藝術為導向的城市更新，特別是1986年巴塞羅那申請成為1992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加快了這一步伐。但是它采用了與傳統“縱向機制”不同的“橫向機制”進行改造，縱向機制中的規劃、建筑、園林景觀，包括雕塑藝術作品是彼此孤立的。規劃設計的人只做規劃設計，建筑師只考慮建筑，最后找幾個藝術家，做幾件城市雕塑擺在那兒，因此城市整體性會很差。在橫向機制中，由藝術家、建筑師、景觀設計師、市政工程人員組建一個團隊，橫向協作，從前期規劃階段就整體介入。

既賦予城市居民歸屬感，又能釋放新的可能性，還能滿足人們現代生活方式的訴求，非常成功。所以當巴塞羅那成功完成舊城改造之后，成為了歐洲乃至全球最具魅力的藝術城市之一。孫崢：談及藝術營造城市空間，您在2016年、2017年分別提出藝術為導向的城市設計和“軟城市”理念，它們的提出背景和具體內涵是什么？王中：其實中國很多城市是有文化傳承的，保存著文化密碼。但是這些年為了城市飛速化發展，滿足功能建設的需求，很多城市把這種文脈給割裂了。

2018年年底，正好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節點。我在飛機上看到《環球時報》的兩篇文章，幾乎是中國四十年來城市建設的縮影。其中一份報道提到2018年全球超過61.5%的摩天大樓出自中國；另外一篇文章寫的是中國西安附近的一個千年古村杜回村被拆除。我認為幾乎代表了四十年來國內城市發展的誤區，片面追求發展速度和功能需求，丟失了城市那些有淵源、有故事的歷史。如果把一座城市的建設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現出來，其中60%是硬件設施建設，中國很多城市在這方面是全球領先的。那么另外的40%是什么呢？

即城市的文化精神、藝術魅力。我們看過去江南黑、白、灰的建筑色彩，是文化對淡、雅、素的訴求。這就是文化密碼和場域精神。山西平遙古城，有72座敵樓三千余垛口，這有什么意指？指的是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城市都是有故事、有文化密碼、有傳承的。如果不考慮這些，古人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就變成了“夜伴汽車鳴笛聲”，因為現在寒山寺旁邊就是高架橋，又怎么會有過去的意境呢？城市怎么會有愉悅感呢？城市故事怎么會動人呢？

所以文化缺失是最大的痛，這是我們這幾十年城市所面臨最大的問題，變成了“千城一面”。因此，“軟城市”理念的提出也是基于這種考慮。它指城市的更新、再生、精神、文化和品質，它是軟性的、具有生長性的，能夠給城市居民帶來愉悅感和幸福感。

我認為中國城市從2015年開始轉型，有幾個重要趨勢，即城市開始從規模轉質量、從注重功能開始注重人文、從圍繞經濟為核心逐漸轉向圍繞文化為核心。這個信號太多了，2015年舉辦“中央城市工作會議”，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城市設計專業委員會”，包括最近“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動人文城市建設，提升文化競爭力”。

文化和藝術是“軟城市”的重要內容，而公共藝術是城市文化建設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最直觀、最顯現的載體。中國城市在這方面還要下很大功夫。其實世界城市的發展也是從重功能逐漸轉向重人文，這是必然的趨勢。另外，歷史上很多優秀的遺產城市實際上是強調整體性，古希臘雕塑家菲狄亞斯設計雅典衛城時，從來沒將建筑、雕塑、環境、手工藝分開過；

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也做城市規劃，他創造的網格化廣場和建筑區域，都是一個整體；在米開朗基羅的規劃中，街道、廣場、建筑里的雕塑、壁畫也都是一個整體。中國歷史上的王城布局，我們老祖宗兩千多年前就有城市的規劃定式，《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里記載：城中九經九緯，前三門，旁三門，面朝后市，左祖右社，這些布局都差不多。

明清北京城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筑中軸路，從最南端永定門、天壇一直到前門，故宮建筑群、景山、鼓樓、鐘樓。明清北京城之所以被稱為人類地球表面最偉大的個體工程，就是因為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這種整體性在現代工業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被打破了。因此，我提出藝術為導向的城市設計，希望重新建構一種橫向機制。以中國現有的模式，如果在未來轉型中提升城市品質，必須要創造一種新的機制系統，借鑒巴塞羅那的成功經驗。這種“新的綜合”理念，即由藝術、規劃、建筑、科技、園林景觀等形成橫向協同機制，是以文化藝術為導向的“新的綜合”理念。

現在很難再有像菲狄亞斯、米開朗基羅那樣個人去完成一個大區域的設計，但是可以組成一個聯合體，讓不同層面的人在一起工作，共同探討這一問題。該系列是作者基于自己多年在北京的生活經驗所作，受到傳統四合院被拆遷的觸動，關注城市變遷的過程。孫崢：剛剛從城市層面談到了提升文化藝術所帶來的連鎖效益。再看公眾層面，具有公共藝術屬性的城市雕塑進入空間后，會對公眾帶來什么影響？

公眾在藝術家創作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作品需要捕捉甚至迎合大眾審美意向，還是引領、提升其審美？王中：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公共藝術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必須要迎合大眾的審美，這其實是一種誤讀，公共藝術應該具有引導公眾的作用。在國際上，很多公共藝術法規的核心精髓就談到了向民眾普及藝術，所以公共藝術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一種文化福利。過去對公共藝術的理解僅僅是對城市起到美化、裝點的作用，再深入拓展會涉及公共藝術講述城市故事、釋放新的可能性的作用，但是很少關注到它對公眾的引導、培養作用。

其實，除了具有公共性的藝術價值外，其價值還包括以藝術的介入改變公眾，以藝術為媒介建構或反省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新關系。這也是國際上這么重視公共藝術，并且把公共藝術在城市的參與度作為一個強制執行法規的原因。經濟能讓一個國家壯大起來，軍事可以讓一個國家強大，但是要想一個國家偉大，只有通過文化藝術。孫崢：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出現了數量巨大的城市雕塑，隨之而來的除了贊美也有質疑，您如何看待這一現狀？

怎樣協調藝術家表達、公眾需求和相關部門之間的關系？王中：實際上還是遴選機制的問題，即怎么去選擇作品。中國目前還沒有公共藝術的完善法案，但是國際上其實已經有百十來年的歷史了：它有一整套遴選機制，比如定向邀約、公開征集，設置委員會等等。

我們目前缺少這樣一個遴選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可能性都會出現。沒有相關完善的系統法規機制來判斷，就會出現如今一會兒叫停雕塑、一會兒大力發展城市雕塑的情況。孫崢：城市雕塑是面向公共空間的。在全球化語境里，既有國際大都市，也會有極具地方特色的城市，內涵延展后的城市雕塑在制作時是否會面對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矛盾呢？

是否需要體現在地性？王中：除非是臨時性的作品，否則“在地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取向。其實在地性與全球化之間并不矛盾，比如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銅像》，它當然是在地的，但也是全球認可的，關鍵在于作品本身的水平。

當然，空間不同，作品的側重點可能會有所不同，有的更關注公眾參與性和互動性，可能展現為一種比較輕松愉悅的面貌。還有的就是紀念性的雕塑作品，具有莊嚴性的特點，這跟作品本身的訴求有關。孫崢：同一座城市有不同性質的空間，如消費空間、文化空間、住宅空間等等，不同的空間類型可能需要不同的雕塑，城市雕塑如何處理空間的差異性？王中：這跟空間尺度有關系，任何藝術都要關注與人的關系。

比如，一個商業空間會比較強調舒適感和愉悅性，如果忽然在空間里出現高高的紀念性作品，一定是不舒服的，人們很難接受它。同樣道理，當在一個大空間中，作品沒有張力，也難以支撐空間。人和空間的尺度關系是非常有講究的，這里要展開說有很多案例，如人民英雄紀念碑，那樣的空間就需要具有張力的作品。不管是公共藝術還是城市雕塑，如果藝術家不了解空間尺度的關系，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藝術家。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為什么未來城市發展需要重新審視以前對城市尺度的認知？很多城市隨著擴容，人口會增量，導致了城市的土地供給擴大，形成“攤大餅”格局，隨之會建很多大廣場、大街道，但舒適的城市尺度才是一個文化城市的重要指標。另一方面，很多雕塑也是超大型的，其尺度很難讓人有舒適感。在國際上，超過五十米的大雕塑屈指可數，在中國則有很多這類雕塑，這是不對的，不是所有的空間都需要那么大的雕塑。孫崢：城市空間的尺度會影響藝術創作，那么現在有一線城市、二線城市、新一線城市，作品在落地過程中也會考慮這些城市不同的特性嗎？

王中：當然，按道理講每個城市都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這點非常重要，我們這些年恰恰忽略了這一方面。一定要找到每個城市不可替代或潛在的優勢資源，凸顯城市最獨特的魅力，只有這樣，才能讓城市真正具備競爭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我們的城市為什么讓人沒有愉悅感？跟城市文化缺失有很大的關系。專門有一項研究，叫“空間句法”，那些讓人產生親切感、愉悅感的城市，在空間尺度和布局上跟人形成了友善的互動關系。其實在中國傳統中這一點做得很好，比如頤和園，買一張年票，每天進去散步，絕對不會感到審美厭煩，每到大概二百米左右時，人們會經歷一個心理枯燥期，但是在園林中每走幾步，就會展現新的景象。

孫崢：您的很多雕塑作品如“老北京系列”“拆遷計劃系列”，以及近年來的公共藝術項目，都和城市變遷、城市記憶、文明沖撞等主題相關，背后有著怎樣的藝術經歷和個人思考？王中：我是個“老北京”，從小就居住在四合院兒，當看到傳統四合院兒被拆掉了，內心觸動很大，所以“拆遷計劃系列”以此為起點，關注城市變遷的過程，有一些批判性思考。到后來又創作了“陰陽系列”，緣起是1997年去日本待了一段時間，日本對中國道法自然的文化傳統繼承得很好，很多景觀體現出人與自然的融合、融洽。

我從1998年開始做“陰陽系列”，銅和鋼是兩種不同材質，銅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不銹鋼則是現代工業文明產物，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傳統和現代工業秩序之間的碰撞。后來我又走向公共藝術，從個人創作轉向更大的文化語境，開始關注城市對人的影響，關注城市文化精神的建設，提出、軟城市理念等等。比如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公共藝術整體規劃”項目中，我們提出了“人文機場建設”，以往談到機場的人文氣息，人們腦海中想到的通常是在走道里、墻壁上擺幾個雕塑，掛幾幅壁畫，但是建設人文機場不是這么簡單。我們采用了“四個藝術＋”板塊，分別是：藝術＋交互、藝術＋功能、藝術＋計劃、藝術＋平臺，讓新機場成為既反映傳統文化又注重人文精神的場所。

可以說藝術關系到一個民族的未來，這并不是夸大它的作用，放眼國際皆是如此。從我個人經歷來看，從小我到大我，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使命驅使，這些年我們在推動中國的公共藝術立法，進行公共藝術學科建設，從協同住建部“中外城市公共藝術投資政策對比研究”的課題，到文化部委托的“公共藝術在新型城鎮化發展中作用研究”，再到國家藝術基金、國家社科基金相關項目，包括現在于雄安推動的藝術都市等等，盡管很艱難、很累，但會一直堅持去做。

王中：我認為在形態上一定是多元的，因為人們的體驗方式發生了變化。另外，材料和新的技術手段作為支撐，這就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比如大興機場就應用了很多跟交互有關的公共藝術。藝術不一定非得高高在上，它慢慢走向大眾，可以影響人的價值觀，只不過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這其實是一種策略。孫崢：現在互聯網也是一種新的公共空間，想請您談談具有公共藝術屬性的城市雕塑如何利用這種新的公共空間？王中：這方面我們也做過很多嘗試，比如北京地鐵8號線南鑼鼓巷站，只有一面三米高、二十多米長的墻，按傳統方法就是一個浮雕或一個壁畫。

但我們的《北京·記憶》采用四千余件琉璃塊拼接成整體的畫面，用剪影的形式再現了老北京特色的人物和場景，比如大家熟悉的遛鳥、拉洋車等。當時，我們直接找到許多街道辦事處，聯系到了百余位老人，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并且收集到了很多珍貴老物件，比如20世紀50年代的門票、老算盤上的珠子、黑白老照片等，這是城市生活的真實寫照，把它們封存到琉璃塊中。行人掃描琉璃塊上的二維碼就能觀看文字記錄或者視頻，還可以留言表達自己的想法，“走進”城市的故事。

也許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作品還會不斷地講述這座城市的故事，它是生動而鮮活的。行人通過掃描琉璃塊上的二維碼，觀看文字記錄或者視頻，還可以留言表達自己的想法，分享城市記憶。